近日，《先秦、秦汉史》2024年第2期主体转载了齐鲁文化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吕文明教授的学术文章《从风气到机构：稷下之学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兴起和发展》。该文原发于《文史哲》2023年第6期，是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齐鲁文化传承发展与汉魏六朝政治文化格局研究”（项目编号：22JJD770052）、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重大项目“山东人文沃土可以深度耕作研究——文化‘两创’的比较优势研究”（项目编号：23AWTJ05）和泰山学者工程专项经费资助课题（项目编号：tsqn201812037）的阶段性成果。
文章认为，“稷下学宫”不是一个历史称谓，它的形成，实际是司马迁将稷下之学定位在齐宣王时期而引发的学术关注，后经历代学者不断考察、记述、议论，逐渐形成学术机构的印象，最后正式出现在郭沫若的《庄子的批判》中。稷下学宫与稷门有关，稷门原是临淄大城南西门，战国时期因为修建小城而被毁弃，“稷门”之名遂沿用至新建的小城西门。稷下学宫与小城是一体规划并一体建造，它既有招揽人才和议论争鸣的功能，又有教育和培养人才的功能，实际就是田齐政权重建的诸侯国大学——泮宫。稷下学宫在战国时期的兴建，是田齐政权对齐国养士制度的延续，是对姜太公“尊贤尚功”的国策以及齐桓公“啧室之议”和“庭燎”之礼的继续发展。今天从文献和考古发现中所见到的稷下学宫并不能代表稷下之学的全部，它只是稷下之学发展至巅峰时期的象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