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4日上午，澳门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邓骏捷教授应我院李梅训教授之邀于逸夫楼一楼报告厅作了一场题为“关于《汉书·艺文志》的几个问题”的报告。整个讲座由浅入深，阐微抉幽，角度新颖，生动鲜活而波澜壮阔。我院和文学院等院师生一同到场聆听。
报告内容主要分为三大部分，即邓老师所讲的三个问题。一：汉志同向歆父子著作内容的源流关系，三者是一脉相承而又有不同，读汉志时不仅要知班固，更要知向歆父子。二：《汉志·六艺略》的“用易居前”不仅是因《周易》撰作时代最古，而是刘歆重建六经次序的一大举措，背后牵涉汉代经学体系的重要问题。此处论证征引材料广博翔实，角度新颖，由书而知人知世，将文献材料同当时的社会史思想史结合起来。先是论证战国到西汉六经次第的变化实质是一个由崩解到重构的过程，反映了西汉儒生对六经价值的认识和儒学体系的重构，从而否定了民国以来说经应分今古文的普遍看法，可以说这是颠覆性的改变。接着邓老师从易以及易与道家、阴阳五行思想角度说明了以《易》为阴阳，并用五经→五常→五行的逐次相配，可以说是《六艺略》尊崇儒家经书并将其神圣化的理论方式。从而说明《汉志》（《七略》）中《六艺略》的“用《易》居前”，主要基于刘向、刘歆发扬战国以来推崇《易》的阴阳衍化观念，并藉对群书的部次和评议来构建天人之道的结果。三：邓老师关于“诸子出于王官说”不单单从是与不是的角度去说明，而是具体考察诸子与周礼的关系，认为《诸子略》所论列的各个王官，并不都见于《周礼》一书，其中部分与《周礼》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部分属于《周礼》所记的西周王官系统，有些则显然与《周礼》没有任何关系。全面考察《汉志》，可以发现其核心学术史观实为“学术出于王官”论。这是刘歆对上古以来学术发展及体系的一个总体判断和理论架构。《汉志》（《七略》）既是一个庞大的书目系统，也是各个学术门类的集合。因此刘歆必然需要考虑汉代学术文化的渊源问题。“学术出于王官”论将东周至西汉的学术发展溯源于宗周王官，正好与西汉时期流行的“大汉继周”观念互相适应。“大汉继周”是刘歆接连古今，表述汉朝承续宗周文化正统的理论话语。刘歆以先秦典籍传承制度连系宗周王官与东周以来学术文化的发展，并在“大汉继周”的观念下，全面思考一套足以统摄六略群书，反映古今学术源流，最终形成《七略》的整体学术史观──“学术出于王官”论。
邓老师的讲座结束后，李梅训教授作了简明扼要的评点，之后进行了师生的互动解疑交流。邓老师不仅表现出扎实的学术功底，谦虚的学习态度，更让我们了解到做学问要有一个灵活的思维，不仅是知古可知今，也要知今以知古等方法。整个报告内容充实，轻松愉快，师生获益匪浅，取得了良好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