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8日晚，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主办的“齐鲁文化与中华文明”学术公开课第十一讲暨齐鲁文化论坛第一五七期《〈礼记〉在儒家经典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及其历史演进——〈礼记〉导读》，在山东师范大学千佛山校区逸夫楼报告厅举行。本次公开课由齐鲁文化研究院程奇立（丁鼎）教授担任主讲嘉宾，齐鲁文化研究院师生、千佛山校区部分本科生参加了本次讲座。讲座由齐鲁文化研究院副院长张磊教授主持。
《礼记》又称《小戴礼记》，是一部有关儒家礼学思想的资料汇编，共49篇，由西汉时期的礼学博士戴圣编选，为儒家十三经之一。本次讲座中，程教授将传世文献与出土简牍相结合，详细讲解了《礼记》的成书与思想内容、在儒家经典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及其历史演进。
首先，程教授指出《礼记》49篇虽然是由西汉的礼学博士戴圣编纂成书，但大都是由孔门弟子及其后学编写和传承下来的，并在流传过程中有所修改或增补。程教授着重强调，过去有些学者受疑古思潮的影响认为《礼记》基本上是秦汉人的著述，但在战国中期墓葬中出土的《郭店楚墓竹简》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分别发现了《礼记·缁衣》篇，说明《礼记·缁衣》篇当产生在战国中期以前。由此可知，《礼记》四十九篇大多成篇于先秦时期。《礼记》一书的思想内容非常丰富，它以礼乐为核心，涉及政治、伦理、哲学、美学、教育、宗教、文化等各方面的思想学说。上自治国方略、社会发展规律、下至家庭伦理和德性修养，在《礼记》中都有专门论述，具有重要的思想和学术价值。
接着，程教授认为在儒家经典文献体系中，《礼记》一书虽然成书较晚，却有着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就思想价值来说，不仅可以说《礼记》的地位超越了孔子整理传承下来的“五经”，而且可以说《礼记》的地位也超越了“十三经”中的其他十二经。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判断，主要基于如下三方面的理由或根据：第一，在儒家十三经中，《礼记》一书最全面系统地记述、阐释了儒家思想学说的核心内容，包括儒家的社会政治思想、天道人伦观念，心性教养的途径和原则等等。第二，《礼记》在曹魏时期升格为“经”，并在唐代进一步升格为“五经”之一，取代了《仪礼》的地位。第三，《礼记》的《大学》《中庸》两篇与《论语》《孟子》并列，被尊为“四书”之一。而在朱熹的“四书学”理论中，“四书”的学术地位是高于“五经”的。
最后，程教授从学术史的视域审视了《礼记》学术地位的历史演进。西汉中后期，礼学博士戴圣从当时社会上流传的数百篇礼学文献中选编出《小戴礼记》49篇，即今传《礼记》。当时《礼记》并不在经典之列，只是作为《仪礼》十七篇的附庸而存在。东汉末年，郑玄为其作注后，《礼记》的学术地位日益提升，与《仪礼》《周礼》鼎足而三，蔚为显学。曹魏时《礼记》第一次被立于学官，设博士，正式进入儒家经典之列。唐朝初年，国子祭酒孔颖达奉诏撰定《五经义疏》，以统一经说，后以《五经正义》之名颁布天下。《礼记》第一次以朝廷的名义被升格为“五经”之一，取代了《仪礼》在五经中的地位。南宋朱熹将《礼记》中的《大学》《中庸》抽出来与《论语》《孟子》并列为“四书”，建构起在儒学史上影响深远的“四书学”。清代乾嘉学派重考据、讲实证，对《礼记》的研究不及对《仪礼》《周礼》的研究为盛，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孙希旦的《礼记集解》和朱彬的《礼记训纂》。
张磊教授在总结中高度评价了程奇立教授的讲座内容。他认为，本次讲座立足礼学研究前沿，从《礼记》的文本成书、思想内容、学术价值及地位的历史演进等角度进行了分析和论述，启发大家从《礼记》去深入认识和把握中华文明礼乐文化的精神内涵和鲜明特色。讲座内容丰富，论述全面，使在座听众加深了对《礼记》的理解，受到大家热烈欢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