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6日，《联合日报》整版刊发了研究院李秀亮博士的学术文章《齐、鲁文化：从同源分流到融合统一》，文章梳理了齐、鲁文化同源、分流、融合、统一的详细发展历程，揭示了齐鲁文化的内涵演变与创新发展。
全文如下：
在800余年的历史进程中，齐、鲁文化从独立发展，逐渐走向融合统一。虽然由于地域环境、文化传统和治国理念的不同，齐、鲁文化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但两者间的交流和融合则从未间断。尤其是战国时期，随着诸国争战的频繁和大一统思想的盛行，齐、鲁文化的融合步伐逐步加剧。秦汉时期，随着统一王朝的建立，齐、鲁文化最终合流为齐鲁文化，并逐步融入到中原文化中，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齐、鲁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基础
1.地缘优势是齐、鲁文化交流与融合的重要前提
齐国位于泰山以北的渤海之滨，鲁国位于泰山以南的“少昊之墟”，两国隔山相望，比邻而居。两者的使命相同，都作为周王室的稳固屏障，担负确保周室东土安宁之责。据《国语》记载，在封建之初，周成王曾让姜太公和鲁周公相约盟誓，齐、鲁两之间互为友邦，两不相欺，“世世子孙，无相害也”。终西周之世，在周王室的强力监督之下，两国共遵盟约，各自发展，互不伤害，和平共处。
由于互为邻邦，齐、鲁在立国之后理当有频繁的政治文化交流，只可惜现有文献较少有直接反映。2008年至2010年间，考古学者在今淄博市高青县花沟镇发掘的陈庄遗址，系齐国公室成员、姜太公直系后裔的聚居地，时间属于西周中期。其中第18号墓葬中出土了一件铜鼎，上面记有铭文“鲁姬”，学者认为即嫁至齐国的鲁公室女子，可见当时两国间已时有人员往来和政治互动。另据《左传》记载，公元前717年，鲁国与齐国在艾地会盟时，是“始平与齐”，说明两者在此之前早有较多交往。尤其是鲁惠公执政时，曾趁周王室内乱、无暇东顾之际，先后与西面的宋国、东面的邾国和北面的齐国等都发生过军事冲突。很可能从这时起，齐、鲁两国过去长期保持的和平局面被打破，开始走向冲突与对抗。
春秋战国时期，两国交往频繁，但关系时好时坏，已很难再继续践行西周时期的政治盟约。由于礼崩乐坏，王室衰微，周天子独尊地位丧失，各诸侯国便凭己之力趁势坐大，彼此之间的实力落差也很快突显出来。就齐、鲁两国而言，齐国凭借自己因俗简礼的优势和尊贤尚功的理念迅速发展壮大，而鲁国却逐渐走向衰落，无力与齐抗衡。因此，从春秋中期开始，齐国逐步蚕食鲁国领土，两国间的军事冲突日益频繁。
2.政治互动是齐、鲁文化交流与融合的重要方式
政治会盟是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间邦交活动的重要内容。据《左传》《国语》等典籍记载，此时期齐、鲁两国共同参加的会盟活动约有90次，而两国单独会盟次数近30次之多。
春秋前期，齐国参加了约16次会盟，鲁国参加了约36次会盟，其中齐僖公与鲁隐公的艾之盟、齐僖公与鲁桓公的嬴之盟、齐襄公与鲁桓公的黄之盟等，都是双方单独会盟的，说明彼此间已开始频繁接触。齐桓公时期，齐国不断发展壮大，并逐渐确定了中原霸主地位。为求生存，鲁国更加积极结交齐国，并逐步成为齐国最为重要的盟友。据粗略统计，齐桓公作为中原霸主，共组织了大小约30次会盟，其中鲁国参加了20多次，两国间的政治交流正日益增多。
桓公之后，晋国、楚国迅速崛起，互争中原霸主之位，齐、鲁间的政治交往也进入了新阶段。这一时期，齐国共参加了约60次会盟，鲁国共参加了约100多次会盟，其中40余次是两国共同参加的。这些会盟虽然大都由晋国或者楚国主导，但齐、鲁两国在多次参盟中，也实现了政治文化上的进一步融合。
战国时期，齐国继续强大，鲁国则愈加衰落。齐国多次向南扩张，试图彻底灭亡鲁国。鲁国为了生存，先后依附可与齐国对抗的魏国、越国和楚国等，以期最大限度地削弱和瓦解齐国的亡鲁之心。最终，在各大诸侯国的强力干预下，齐国虽然始终未能吞并鲁国，但两国文化上的融合进程则迎来了新的高峰。
3.婚姻往来是齐、鲁文化交流与融合的重要维系
政治联姻在齐、鲁两国的政治交流和文化融合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春秋200余年间，上至两国公室、下及贵族集团之间的通婚行为时有发生。其中，鲁国国君有六位夫人娶于齐，齐国国君有五位夫人娶于鲁，两国贵族阶层间的联姻活动则更为频繁。
春秋伊始，齐、鲁两国对联姻行为都高度重视，并将之作为彼此联络的重要媒介。如文姜嫁给鲁桓公时，齐僖公竟亲自将女儿送到鲁国边境；而鲁桓公也亲自到鲁国边境去迎接文姜。按周礼规定，诸侯在嫁女时不能亲送、结婚时不能亲迎，齐僖公和鲁桓公都公然违背了周礼，但也从中可见两国对这次政治联姻的珍视。
齐桓公时，作为春秋霸主的齐国在实力上远胜于鲁国，鲁国也愈加利用联姻的方式加强彼此的联系。公元前670年，鲁庄公迎娶哀姜时，竟然亲自到齐国境内去迎接。等哀姜到了鲁国后，庄公又要求诸贵族夫人用违背周礼的超高礼节拜见哀姜。鲁僖公即位后，因内乱刚刚平息，急需借助与齐国的同盟关系稳定政局，于是便主动迎娶了齐桓公的宗室女子声姜为夫人。
桓公之后，齐国霸权衰落，晋、楚相继逐渐崛起。为求生存，鲁国一面与晋、楚结盟，一面继续与齐国保持婚姻关系。公元前625年，鲁文公迎娶齐女出姜为夫人。公元前606年，鲁宣公迎娶齐国宗室女穆姜为夫人。公元前577年，鲁成公迎娶齐女齐姜为夫人。与此同时，齐国也积极迎娶鲁国宗室女子，如齐灵公时迎娶颜姬为夫人，齐景公时迎娶重姬为夫人，齐悼公时迎娶季姬为夫人等。如此频繁的联姻行为，足见两国都需要借此维系双方关系，保障自身发展。
战国时期，齐国成为七雄之一，虎踞东方。鲁国则持续衰落，不断丢城失地，随时面临亡国灭族的危险。由于实力上的强烈不对等，联姻等行为已无法正常开展。同时，齐国吞并鲁国的意图日益明显，也无需再利用联姻的方式维持与鲁国的邦交关系。但很快，强大的秦国和楚国开始持续攻城略地，大有吞并天下之势。此时的齐国只能将邦交重点转移到秦、楚等大国身上，而无心过多关注弱小的鲁国，齐、鲁邦交也最终被诸强国之间的争斗所掩盖。
政治交往每每都伴随着文化交流。齐、鲁两国间以会盟、联姻等方式从事邦交之时，彼此之间的礼俗交流和观念碰撞也常伴其中，各自的文化也在这一过程中不断融合升华。从这个意义上说，齐、鲁两国在不同时期的政治交往，同时也是两国文化深入交流的重要途径。
二、齐、鲁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历程
1、西周春秋时期齐、鲁文化的融合
齐、鲁两国因南北接壤，互为邻国，自西周立国后，彼此之间便进行着广泛的文化交流。当时，经平阴、历城、章丘、邹平、桓台、寿光、昌邑直到龙口的东西大道，从鲁北平原南下、经泰山西缘直到鲁国腹地的南北通道，都畅通无阻，沿淄水、汶水的莱芜谷道也在正常使用。齐、鲁两国正是通过这些贯通东西南北的通道，进行频繁而多样的政治文化交流。
春秋时期，两国间既有政治往来、婚姻嫁娶，又有军事斗争、武装冲突，这其中便时常伴随着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如孔子年轻之时，曾游学于齐，并见到了时任国君齐景公。在交往过程中，景公本人和一些齐国贵族对孔子所宣讲的鲁国礼乐文化和伦理观念给予了高度认可。春秋晚期的名相晏婴在执政时，也较多地吸纳了鲁国的礼治思想。相传晏婴曾亲自往鲁国观摩礼乐，并在执政生涯中大力推行礼治，试图用礼来改造齐国社会和齐文化。孔子的学生中，宓子贱、公冶长等都是齐国人，他们皆因崇尚鲁文化而求学于孔子。这些都说明，当时的齐人对鲁文化和儒家思想是相当接受的。
据《记载》记载，孔子在游于齐境时，曾无意间听到了齐地保存的原始韶乐，并在听后对其大加赞赏，“三月不知肉味”。相传孔子还向齐太师请教过音乐演奏，说明他对齐国的音乐文化也是由衷欣赏并诚心接受的。
正是在这频繁的人员往来与政治互鉴中，齐、鲁文化实现了较大速度的交流与融合。双方相互欣赏，取长补短，共用“他山之石”不断完善自己的文化短板，从而逐渐形成了相互包容的文化共同体。
2、战国时期齐、鲁文化的融合
战国时期，齐、鲁两国虽在政治上实力悬殊，但在思想文化上的融合步伐却空前加快，并在战国晚期时逐步趋同。
齐桓公田午时设立的稷下学宫，不但成功吸纳了儒、墨、道、法等诸子百家齐聚一堂，而且极大促生了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和学术文化事业的大繁荣。在此过程中，齐、鲁文化也得到了深度汇通与多元融合。这可以从学术大师孟子和荀子的思想主张中体现出来。
孟子为孔子之后最大的儒者，是儒家文化的坚定信奉者。他曾先后两次到达齐国，并在稷下学宫中生活了20余年。在与齐人、齐文化的长期接触中，孟子逐渐突破了孔子和儒学的较多理念，而用齐文化不断丰富自己的学术主张。例如，孟子的“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思想，与管子“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的思想一脉相承，他的“民贵君轻”思想也与儒家学说有别，而与齐文化息息相关。
作为比孟子稍晚的儒学大师，荀子也曾在齐国稷下学宫中生活多年，并曾经“三为祭酒”、“最为老师”。从今存《荀子》中可知，荀子既讲仁、义、礼，又讲利、法、刑；既主张尊古，又提倡“法后王”；既主张以礼为本，又强调富国强兵；既主张重农，又提倡发展工商业；既主张贵贱有等，又提倡贫富融合。这些思想理念，都是齐、鲁文化融合汇通的结晶。
另外，此时期齐、鲁文化的融合，还可以从“齐鲁”称谓的变迁上得到有力证明。现有先秦典籍中，“齐鲁”之称最早出现于战国。在此之前，齐、鲁在同一语句中出现时，多分别指代两个不同的国家。但战国时期的《荀子·性恶》篇却明确指出：“天非私齐鲁之民而外秦人也，然而于父子之义，夫妇之别，不如齐鲁之孝具敬父者，何也？”意思是说，上天并非有意偏袒齐鲁之民而轻视秦人，但在父子、夫妻之礼上，秦人确实不如齐鲁人孝顺恭敬、严肃有礼。这是因为，齐鲁之民在后天成长过程中习礼仪、守孝悌，长期以知礼守礼见称于世。在此，“齐鲁”已成为一个复合名词，总指齐、鲁两国，说明齐鲁文化的融合统一之势已经非常明显了。
3、秦汉时期齐、鲁文化的融合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吞并六国后，建立了统一的中央国家。随着六国归一，诸子百家之学也逐渐融于一统。
早至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之学相互融合的趋势便已经出现，当时几种主要学术流派都是在吸收多家学术观点的基础上形成的。其中，齐法家是早期法家吸纳了道家和儒家思想后综合而成的。黄老道家是在融合传统道家与齐法家的基础上，又吸收了名、儒、阴阳等诸家主张之后形成的。阴阳家是在充分吸收传统五行理念后，才形成的以“五行相生相克”为主体的新阴阳五行学说。它们都是百家学说融合汇通后所产生的文化综合体，是齐鲁文化包容性、汇通性的重要产物。
秦汉时期，占据主体地位的思想学说几乎都有齐鲁文化的痕迹。秦始皇所推崇的法家学说中融入了齐法家思想，体现了齐鲁文化的法治主张。秦始皇所信奉的“五德终始”理论，形生于齐国稷下学宫的新阴阳五行学说。汉代初期长期奉行的清静无为理念，起源于齐国稷下学宫的黄老道家思想。汉武帝时所独尊的“儒术”，更是以齐鲁儒家学说为核心，再整合道、法、阴阳诸学说后的新型儒家思想。
与这种趋势相对应的是，“齐鲁”之称在秦汉文献中开始频繁出现。在《史记》《汉书》等正史中，齐鲁不但作为一个概指古海岱地区的地理名词，而且也用以指称特定的学术和文化区域，如《史记·儒林列传》载：“韩生推《诗》之意，而为内外传数万言，其语颇与齐鲁间殊。”《汉书·艺文志》也称：“汉兴，有齐鲁之说。”这说明随着齐鲁文化合流的完成，“齐鲁”在当时已成为一个常用的文化术语而被广泛使用。
综上可知，从齐文化、鲁文化到齐鲁文化的演变，体现了齐、鲁文化融合统一的历程。两者从最初的同源分流，到最后的融合统一，是长期历史演化的结果。秦汉以后，以中原文化为主体、以齐鲁文化为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华传统文化最终形成，并经两千余年的辉煌历程而一直绵延至今。这其中，齐鲁文化始终用不同方式发挥着自己不可取代的重要功用，并作出了自己独特的历史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