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2022年第3期刊发了齐鲁文化研究院杨子墨博士学术书评《〈从儒风到雅艺：魏晋书法文化世家研究>评介》，文章对吕文明教授新著《从儒风到雅艺：魏晋书法文化世家研究》的研究内容、路径、定位等进行了深入分析，高度评价了其从文化学的视角研究书法史的价值与意义。
全文如下：
《从儒风到雅艺：魏晋书法文化世家研究》评介
吕文明教授的新著《从儒风到雅艺：魏晋书法文化世家研究》最近由中华书局出版，此书是吕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的结项成果。全书以东汉中晚期至晋、宋之际为研究时段，全面聚焦博陵崔氏、敦煌张氏、陈留蔡氏、颍川钟氏、河东卫氏、琅琊王氏、高平郗氏、颍川庾氏、陈郡谢氏、泰山羊氏等十个家族，具体分析了这些家族作为书法文化世家的成因、书法传承与艺术成就，总结出这些家族的家学从儒学向玄学再向艺术发展转变的三个阶段，强调儒学精神对魏晋书法发展的重要影响。
吕文明教授在书中首次界定了“书法文化世家”这一概念。在中国书法史上，魏晋时期进入书法发展的自觉时代。这一时期，政治分裂和政权更迭使社会的政治约束力相对松弛，此时儒学嬗变、经学衰微、玄学兴起，学术思想相对活跃，许多出身高门的士人开始全身心投入到书法创作中，出现了“博哉四庾，茂矣六郗，三谢之盛，八王之奇”的书门大兴局面。以往的研究大多将这些书法家族称为“书门”或“书法世家”，吕文明教授则将其命名为“书法文化世家”，更加注重文化对于家族发展的重要意义。两汉时期，许多名门望族将“累世公卿”与“累世经学”合而为一，形成中国最早的文化世家；汉末魏晋时期，士人开始注重个人命运与道德修养，更加关注书法、绘画、文学和音乐等文艺创作，家族的学术关注点开始发生变化。本书从士人从事的书法创作入手，他们以家族为单位，书法传承均在三代之上，世族门户间的书法传承则以师承、联姻与交游等活动进行，这样就形成书法文化世家的相对延续性与独立性。而这些书法名家的作品之所以能在历史的长河中绵延传承，主要有赖于世家大族深厚的文化底蕴。这些家族大多具有独立的家风与家学，在书法教育上拥有秘不外传的笔法、书论与法帖，这些即是世家书法传承的根脉，也是中国书法传承发展的文化内核。正如熊秉明先生所言，“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世家大族的书法传承本身即是中国文化延续发展的重要表现，而门户间的交流与传播则共同形成了魏晋时期整体的书法文化精神。本书对于“书法文化世家”的定位，将魏晋书法提升到新的高度，其研究的视角不再局限于形而下的书法遗迹解读，而是主动探索其形而上的文化内涵。所以，本书的研究侧重文化学、艺术学、美学与历史学的综合研究，是“新文科”建设所倡导的交叉学科、专业融合的成功案例。
本书共设七个章节，可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第一、二章，主要介绍了汉末魏晋时期思想文化变迁、书法精神崛起和书法文化世家形成等内容，对汉末魏晋书法文化世家成因问题进行了深入考论，这是全书的前奏。第二部分为后五章，作者依次对颍川钟氏、河东卫氏、琅琊王氏、高平郗氏、颍川庾氏、陈郡谢氏、泰山羊氏等家族进行了详细剖析。这样的章节安排，兼顾了魏晋书法文化世家存在的时间性和艺术风格的典型性。作者对于每一家族的书法成就都赋予了准确的定位，如称河东卫氏为“世家的轴心”、琅琊王氏为“世家的高峰”等。对于不熟悉魏晋书法文化世家的读者而言，这七章的标题构架即提供了一套清晰的学术理路，让人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把握魏晋书法文化世家的存在和发展状态。
从以上七个章节的安排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研究主要有四条路径。第一，文化世家与书法创作的关系。前人虽然也注意到魏晋书法世家的存在，但从文化学的角度进行系统研究却是第一次。作者很好地把握住了魏晋书法文化世家对于魏晋书法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并将这种推动作用进行了全面剖析。第二，儒学与书法的关系。作者在研究中发现，儒学精神是魏晋书法文化世家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它使得书法在各家族中没有成为纯粹的艺术，而是具有厚重儒学精神的文化载体。这一研究不仅让读者更加清晰地了解魏晋书法文化世家的地位，而且更能凸显出儒学精神在书法文化发展中的作用，这使得书法史的研究重新回归到文化维度。第三，书法文化世家与家学的关系。作者通过对魏晋时期政治与社会变迁的分析，将这一时期的世族家学分为经学、玄学与书法三个阶段，梳理了不同时代、不同世族的家学发展状况。其中，琅琊王氏和泰山羊氏在西晋已经成为名门望族，颍川庾氏、陈郡谢氏和高平郗氏则是在东晋以后才成为大族，但它们在发展中都逐渐形成了家族书法文化传承的现象。其中，琅琊王氏家族书法传承时间最久，在书法史上取得的成就最高，塑造了王羲之与王献之两座艺术高峰。第四，魏晋书法文化世家与政治社会变迁的关系。作者通过分析发现，魏晋时期政权更替频繁，北方战乱不断，造成北方世族大量南迁，从而出现齐鲁、中原文化与江南文化的融合，儒、释、道多元思想交汇，最终促进了世家书法的蓬勃发展。以上对于魏晋书法文化世家的解读，逻辑缜密，分析透彻，材料详实，成为本书的一大亮点。
以往对于魏晋书法文化世家的研究多为泛泛而谈，学者们多注重书法世家的独立成就，有关书门名家之间的关系以及书法如何传承流变、发展创新等问题，很少作出明确解答，本书则详细解决了这些问题，并探索出魏晋书法发展创新的内在规律与蜕变轨迹。作者从横纵两个维度对魏晋书法文化世家的发展进行了系统梳理，纵向以世家大族的书法文化传承为线索，理清了钟、卫、王、谢、庾、郗、羊等七个书法文化世家的传承关系及书法成就，横向则主要分析了同时期各家族的书法异同，以及家族间的书法文化交流活动，注重解读家族间的师承、联姻与交游关系，这就是魏晋书家日常书写的真实写照。作者通过这样的研究，向人们展示出一张魏晋书法文化世家关系的大网，为艺术史、社会史及文化史学科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本书的研究视角非常开阔，作者将魏晋书法文化世家放置于广阔的时代背景与多层次的文化空间中去剖析解读，探索出许多新的学术观点。作者将儒学嬗变、经学衰微、玄学兴起、地域文化交流、士人风气变化等文化现象与书法演进、革新结合起来，深入挖掘魏晋书法出现高峰的文化原因。这样的诠释具有极强的理论性和说服力，是目前研究魏晋书法高峰成因最可靠的论证之一。在这样的理论逻辑与史料基础上，作者对魏晋书法为什么能达到如此高峰、东晋为什么会出现“书圣”王羲之、为什么魏晋时期会出现书法文化世家这一特殊的艺术现象等问题进行了全新解读，为魏晋书法研究带来了诸多新观点和新理论。例如：“儒学精神、家学转型和政治与社会变迁的影响，这可以称为魏晋书法文化世家发展的三大动力。其中，儒学精神是灵魂，家学转型是内在驱动力，政治与社会变迁是外在推动力”；“书法与门第关系密切。两晋时期的世族大多有书法传统，家族兴盛则书法传承绵延不绝，如琅琊王氏、河东卫氏、陈郡谢氏等；若家族发展时兴时衰，则会导致书法传承出现中断，泰山羊氏就是这样的家族”；“作为一种精神的召唤，王羲之书法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使中国书法在唐代以后将所有力量都聚向一个点，形成所谓‘书圣’之路……王献之书法的精神主要表现在外在形式上，他努力追求外在形式的丰富多彩，这是东晋南朝以后书法发展变化的主要方向”；“钟繇恰恰是我们探索书法古今之变的分水岭”。
在中国书法史的研究中，关于魏晋和二王书法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如何充分挖掘这些经典并提出新的理论观点，是目前书法史研究面临的重大课题。吕文明教授多年来一直从事文学、美学、历史学和文化学研究，积淀了丰厚的文史功底和敏锐的洞察力。在对本课题的研究中，他另辟蹊径，独抒己见，找到了魏晋书法与家族和家学的密切关系，并进行了缜密的研究和解析，提出一系列新的学术观点，将魏晋和二王书法研究提升到新的理论高度，开启了以文化学研究书法史的新篇章和新向度。我们期待着学界今后能推出更多这样的研究成果，将书法史研究推向新的高度，提振书法的学科地位和学术水平。
